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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忠的冀东抗战纪念馆

向冀东抗日英雄们致敬

 
 
 

日志

 
 
关于我

本人只是个草根,不是革命后代,不是某党员。没有任何背景,不是白左,不是毛粉,不想为谁唱赞歌,自由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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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共产党抗日第一枪是这样打响的  

2014-09-06 16:17:22|  分类: 冀东战斗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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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烈士生前谈冀东抗日大暴动

      我想起我父亲对暴动领导人之一的孔庆的采访,时间是1941年12月,也就是事件发生的第三年。我对此没研究,不知是否是对这一暴动的最近的文字记载。

作者: 王端阳   原文发表在《王林文集》第七卷。现转载于此。

王 林 整理
(馆主注:这篇文章还未复核,转自网上)
      孔庆同志是河南光山县人,个子不高,童年就给地主佣工,十四岁参加红军游击队,长征中当营长。一九三七年冬调冀东发动游击战争,一九三八年七月抗日大暴动时担任第四总队长的职务。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冀中第八军分区担任副司令员时牺牲在战斗岗位上。在他生前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向我讲述过他在冀东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故事,我曾经记录在日记里。今整理如下:

  冀东的北面是山海关、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和长城东段,东面是京奉铁路、华北煤产基地开滦五矿和秦皇岛海港,南面是华北的工商业中心天津,西面是华北的政治中心北京。日寇由满洲调兵增援华北,要以冀东为跳板;中国收复东北,也要以冀东为跳板。再一说,冀东有高山,有平原,物产丰富,人烟稠密,党的工作基础深,民间蕴藏着的枪支多。因此抗日战争一开始,党中央和毛主席就非常重视冀东的工作。一九三七年冬,冀东党组织以"冀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的统一战线名义,在冀东整个地区开展了工作,并且准备在长城喜峰口的南边,在遵化、迁安和丰润三县边界地区发动抗日游击活动。十一月间,省委叫我和也经过长征的李润民跟着省委的秘密交通员从天津化妆到了遵化县境,找冀热边区特委会的军事部长高永祥同志(化名王平陆)接头。高永祥同志是迁安县上梨树峪人,在中东铁路上当过职工,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一九三二年参加共产党。一九三三年在这一带曾经参加组织过红军抗日游击队,拉起了一百五十多人。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可是撒下了革命的种子,政治影响很大。因此省委决定在这个基础上成立冀东抗日游击第一支队,以高永祥为支队长,作为发动群众的旗帜。

  高永祥同志估计一拉就可以拉起五、六十人。但是一九三三年的那次起义拉起来以后被捕和牺牲了四十多同志,给当地党员和群众留下的惨痛印象太深了,因此这次重新起义集合人,只到了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是谁呢?特委高永祥、我、李润民、遵化县的县委、省委新派来的三个政治工作人员。其余的五个,有四个是县委巡视员和秘密交通站上的交通员。只有一个在一九三三年参加过热河孙永勤的抗日义勇军。武器也只有步枪一只、盒子枪一把、搂子手枪一把、大刀片四把,旗两面。后来又有党员送来两把搂子手枪。

  因为人、枪集合的不如理想的多,有的同志就有点儿泄气,主张暂时先分散,等酝酿成熟了再集合。我和李润民是外乡人,口音不对,潜伏起来有困难。同时又是拿枪杆子出身的,对于抓枪杆子比隐蔽活动更熟悉,就主张不分散,用这十二个人做基础先拉起来,再逐步扩大。特委高永祥同志又从整个抗日形势和当地的工作情况考虑了一下,同意我们的主张。

  集合地点在黑洼村万老明同志的家里。因为集合弄得目标很大,为了避免汉奸统治者的包围袭击,我们趁黑夜由滦河上流西岸,拉到遵化县城北、长城边的茅山上,找了个破庙"安营扎寨"。安排了一天的食宿和警戒问题,第二天就谋算着弄枪、扩大武装。我们十二个人分做两批,一批人留守"大本营"破庙,一批人出发括动。省委派来的政委史同志也是外乡人,又刚出学校门,就由他带着七个人留下看守破庙,同时也监视着庙里的和尚别给我们走了风声。留守同志把庙门一关插上,谁来喊叫也装听不见,只有我们回来用暗号打招呼才给开门。我们五个人,带着四支能用的长短枪。每人一只,还有一个徒手的。由高永祥同志领着出去活动。

  冀东二十二县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就由日寇操纵着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名义脱离了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冀东更成了日寇侵略军的后方基地,驻有汉奸保安队四个总队。各县又有伪警察和县保安队。日寇"顾问官"操纵一切军政大权。汉奸"自治政府"又勒令各村按摊派制度购买枪支,由土豪劣绅掌握着成立雇佣的"乡防共保卫团"和轮流值班的所谓"常备保卫团"。此外,大镇子的商户自立商团,各乡的大地主富户自购枪支、自雇"护院的"。冀东各处最小的村庄也有五六只枪支。我们呢,四只长短不同的破枪,而且子弹很少。因此只好化妆活动。高永祥同志个子高大,身体很魁伟,又有件西装大氅,他就冒充遵化保安队的队长。我们冒充保安队的队员,说是下乡巡逻搜查土匪的,这样各村的"保卫团"就不敢惹了。

  各村"保卫团"的枪是各个花户摊款购买的,硬收要引起全村人的反感。所以我们暂且不硬收。对于各村的"保卫团"也采取教育的方针。对于地主富农的私枪,本着"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的精神,要他们拿出来抗日。要不然,我们就不能扩大。城北沙里村有一家地主有枪,当地同志早听见说过,于是成了我们第一个突击目标。可是这个地主防备很严,一见我们进村就关上大门了。房又高墙又厚,我们站在人家大门口外,干瞪眼地没有办法。人家爬在房檐上问:"干什么的?"我们回答说:"遵化的稽查。"他们好像相信了,进一步问:"大部队上的吗?"我们说:"对,大部队上的。听说你们这里土匪闹得很凶,下乡来看看。"高永祥同志摆着"官架子"高声说:"赶快出来给我们带路,不要耽误了公事!"他是想骗地主开了大门好趁机闯进去。地主在房上说:"上团局子里去吧,那里有人支应着。"高永祥同志假装发脾气地说:"团局子在哪儿,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地面这么乱腾,你们村的乡团连个岗也不放,太不像话啦!赶快下来领着我们找他们去!"

  高永祥同志这一唬把地主唬住了,有个老头赶忙下房给我们开开大门。大门一开,我就说:"喝碗水再走,怪渴了!"立刻闯进大门里。其余的同志也跟着闯了进去。老头感觉不妙,却也推不出我们,于是勉强笑着把我们领进有穿堂门的客厅里。一进客厅,有的同志说要喝茶,有的同志说要吃饭,老头更觉得"来者不善"了,嘴里答应着,脸上变貌变色地不知道怎么好了。本地同志认识他,悄悄告诉我说:"这就是这家的当家人。"我性急,上前攥住他的手腕子说:"我们不是汉奸保安队,也不是土匪。我们是抗日游击队,我们要在敌人的后方建立一支强大的抗日队伍,配合正面的战争。可是我们缺少枪,只得向大家借用。"老头吓得直往后退,我又声明说:"我们不空拿你的枪,我们给你们写下收据,等将来抗日战争胜利了......"老头一连否认说:"我家是真没有枪,要是有枪,拿出来给你们打日本是应该的。"我们善说不成,又怕拖的时间久了被敌人发觉包围住,就赶忙动手搜寻。

  我们一共才五个人,大门口须要有一个人站岗,看守地主和他的家眷也要一个人。动手搜寻枪支的,也就只剩下三个人。可是地主的宅院很大,房屋很多。三个人搜寻了半天,只搜寻出两只老毛瑟独出枪。地主老头一听是搜寻枪支打日本,口头上表现得很同情,因此使看守他的人对他发生了麻痹大意的心理,他再一见我们老搜寻不出好枪来,立刻扔下地主老头和他的家属,自己也动手搜寻起来。地主老头一见没有人再监视他,立刻带着全家人越墙逃走,报告保卫团去了。

  我们抗日心切,找枪心切,也没有发觉地主老头已经逃走了,只是闷着脑袋在各屋里搜寻。搜寻了半天没有搜寻出好枪来,心想回头再问老头,老头更不会说有枪了,于是就从后门走出地主的宅院了。出后门不远,遇见一个老太婆,我们向她声明说.:"我们并不是土匪,只是找枪打日本。刚才我们在这一家找枪的时候,发现他的炕洞里埋着很多现洋,我们没有动。请老大娘回去告诉他家的人,赶快见见数。要不然丢了,会埋怨我们!......"话还没有说完,保卫团追来了。我们喊话说: "我们是抗日的游击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保卫团不要当铁心汉奸!"并且利用这机会向他们宣传了一番抗日救国大道理。他们人数不多,经我们这样一争取,又见我们不跑不颠地很镇静,就没有敢开枪。可是我们往山里走,他们仍然在屁股后边盯梢。我们也没有开枪,在山边上对峙了一会儿,天黑以后就各奔各的路了。回到庙里,政委说:"哎呀,可吓坏我们了,你们一出去就是一整天!"他们在庙里平安无事地过了一天,好像比我们还紧张。

  第一次"出师",基本上算不利。不利的原因是调查研究不够。

  第二天,留守的人主张转移一下。昨天出门寻枪的我们,觉得怪累,故意再住一天。庙里的老和尚看着我们人、枪不多,又挺穷,住久了不仅影响他们的"香火",而且还会给他招祸,就吓唬我们说:"南边离这里不满三里,有个大村庄,这个大村庄的乡团查道的时候,三天两头到这个庙里来玩。今天到日子啦,你们最好躲一躲。"我一听和尚的话起了火,说:"你不说这话,我们还在考虑是不是转移一下。你这么一说,我们非等不可了。保卫团既然给送枪来,我们要是走了,也显得没有点儿胆子了,还怎么打日本呢?"高永祥同志也主张等,于是我们从老和尚口中套话,研究查道乡团的活动规律,同时也把老和尚和小和尚都监视了起来。

  和尚说他们的庙门常关着,我们也照习惯把庙门关上等候保卫团。傍晌时分,戴着大宽沿军帽,穿着黄色棉冬装的保卫团果然来到了。可是人数不多,只有三个人。不过,烧蓝全新的"三八枪"和沉甸甸的"九龙带",我从门缝里一看到就眼馋了,心想:"送枪送子弹的来到了,把这二套家伙弄到手里,我们该是又一副心气啦!"

  保卫团的三个人,一齐向庙门走来。肩膀上的"三八枪"都顶着子弹压着保险机。走在前边的一个上来扣门,跟在后边的两个扛着枪随随便便地站在旁边,不像有什么戒备。我们四个人藏在庙门后边,招手叫小和尚去开门,单等保卫团进门来从后边举枪把他们控制住。

  小和尚开开庙门,三个团丁嬉皮笑脸地跟小和尚逗着嘴迈进庙门来就一直朝庙里走。我一使眼色,四个人一齐举起枪来呐喊道:"站住,不许动!"三个团丁果然吓得浑身一哆嗦不动了。伏在里院的同志们也都猛扑上来,下了他们的枪和子弹。

  对于这三个团丁,都主张经过争取教育以后,把枪和子弹还原数给他们。我坚决主张没收他们的枪和子弹。我说:"这会儿你说什么好听的,人家也说你是土匪。只有拉起武装来,做出打日本的实事来了,人家才会相信你。再一说,咱们眼下的武器不够自卫的,一遇上敌人就有被歼灭的危险。自己被消灭了,还怎么谈得上争取别人!"大家还是主张争取,不赞成没收。史政委并且说这就要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生了气,我说:"我是老粗,你们爱说啥就说啥,反正没有枪支、弹药,拉不起武装来!"钻进屋子里生闷气去了。他们一想要是没有得心应手的武器,真是说什么也不灵。三支步枪,三百多粒子弹,在当时对我们真不是一件小事!于是他们改变了主张,想争取这三个团丁连人带枪都留下参加我们的游击队。

  经过百般争取,三个团丁坚决不肯留下参加我们的游击队,非要回自己的村庄不可。争取到快天黑了,仍然没有结果,高永祥同志最后说:"你们要是不肯参加我们的队伍也可以,人回去,枪留下借给我们抗日。"三个团丁在我们争取教育的阶段,认清了我们不是土匪,还看清了我们人、枪也不多,态度就强硬起来,枪支弹药也不肯借给用。我们再经过一番争取和教育,又给他们开下收据,打上"冀东抗日游击第一支队"的大关防,并且还给他们村的村长写了封借枪的信,强把枪支、弹药留下,打发三个团丁回村了。

  三个团丁出了庙门往南走,我们也出庙门往北走,一走走出四十里,又转回黑洼万老明的家里。

  黑洼在滦河西岸,隔河与高永祥同志老家的村庄梨树峪也近了。人熟地熟,活动更方便了。经过弄枪和下保卫团的枪两次小小的行动,高永祥同志也感到不迅速扩大队伍不行。扩大队伍,首先要有党的政治影响,同时也要有武器和经费的物质基础。长城口子清河沿的日伪税卡子无恶不作,长城内外的人带点东西串亲戚都要上税,还常常借搜查私货为名侮辱妇女,当地群众恨之入骨。于是高永祥同志决定先打清河沿伪税卡。在派人出探的时候,我们转到高永祥同志的家里做准备。他家在梨树峪的北头,靠山坡几间小平房,像是个下中农的家庭。他的兄弟是一九三三年拉红军抗日游击队失败后被国民党抓去,死在监牢的。他的父母双亲都还健壮。高永祥拉过他的十二岁的儿子介绍说:"认一认,这是××叔叔,那是××大伯。以后我要是不在家,他们来了好给他们烧水做饭。"又领着大伙到门口看看周围的地形和标志说:"你们要记住这个门口,一直进来就行了。"

  高永祥同志当时有三十多岁,高个子,脸皮白白的,眼睛大大的挺有精神,嘴唇通红,说话不着急,有说有笑,叫人觉得非常亲切和热情。在当地农民群众里,在同志当中,都有很高的威信,真是一个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群众领袖。

  日子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三八年阳历一月一日,白天出探的同志回来报告说:"清河沿关卡上,至多十几个人,只有七个鬼子。"我们一听敌伪关卡这般空虚,于是立刻乘夜出动去解决它。上梨树峪距离清河沿,至多有四、五十里。大伙的热情特别高,脚底下像刮风,一气就跑到了。

  清河沿税卡子有北屋五大间,北屋前边的厢房是个扣押漏税物资的大仓库。周围是高高的垣墙,大门正冲南开。大门洞旁边有个圆圆的碉堡。但是我们到前边一试探,碉堡里并没有岗哨。北屋呢,从大玻璃窗户里射出煤油灯的耀眼光芒。我们以为税卡子里的人还在赌钱或者坐夜。用叠罗汉的办法爬上垣墙仔细一观察,北屋里灯光虽然很亮,可是没有一点动静。我们估计敌人是张着灯睡着了。于是由我带着五个人下院子,先开开大门准备出路,同时也准备进屋扑灭敌人。高永祥同志带着几个人就爬上大仓库,打算居高临下地控制敌人。我们在院子里打开了大门,正想进北屋堵敌人的被窝,仓库上的同志向屋里开枪了。一连打了几枪,北屋里连点反应也没有。我们以为把敌人都打死在被窝里了,正想砸开北屋门搜枪,北屋里忽然"啪"的一声把灯灭了。房顶上和院里有一层白雪,北屋里的灯光一灭,立刻使敌人隐蔽在暗里,而使我们暴露在光亮处。接着我就听见北屋里的敌人一个个跳下床取枪,并且立刻朝外嘎嘎打起枪来。

  我一听北屋的敌人并没有死绝,而且反击起来了,急忙砸门,准备带人猛扑进来,把敌人压下去。北屋的敌人见我们砸门,就集中火力打我们,压迫得我们不能动转。我很生气,想放火把北屋的敌人烧死。忽然又听见垣墙外边也响起猛烈的枪声。我一愣,正要问,仓库房顶上有同志说:"怎么东边也有敌人呢?"这时,我就听见高永祥同志决断地说:"那么,赶快撤出战斗!"接着我又听见高永祥同志向院里说:"老孔,你们赶快走,我掩护着!"我一听仓库房上的枪声又朝北屋里打起来,北屋里敌人的枪声也转移到仓库房上了,我就带着院里的同志迅速从大门退到外边。我们退到大门外以后,正要掩护仓库房顶上的同志们退出战斗,忽然看见垣墙上跳下一个个的人影向南跑去。我们以为仓库房顶上的同志都撤出战场了,也就立刻跟着往南转移。走了一截地,跑到前边的同志忽然回来向我说:"高永祥同志还没有下来呢!"我立刻急了,说:"赶快回去找!"

  我们往回走的时候,税卡和税卡东边的伪警察所(后来才弄清)里还一直往外打枪。我就估计高永祥同志仍然跟敌人对抗着。匍匐到大门前一看,高永祥同志果然是手里握着 "三八枪"跟税卡上的敌人对抗着。可是他的小肚子上负了重伤,已经不能再动转。他显然是为了掩护大家撤出战斗有计划地留在后方,被敌人打中了小肚子。

  我一看他负了重伤,立刻把他背起来,背出危险界。走出一里来地,碰见一个骑驴的小商人。我们要求借他的驴驮一驮高永祥同志。这个小商人坚决不肯。我们打了败仗,又伤了同志,本来就窝着一肚子火,再见这个小商人这般不识大义,连可怜可怜人的心都没有,立刻掏枪逼着他把驴借给我们用一用。我们本来是想借用一下,叫他跟着我们一道走。他却假装去大便逃跑了。逃跑之后,据老百姓传说,他跑到日本税关上去告密,企图邀功。可是鬼子说他是游击队的化妆探子,把他吊起来打了个半死。

  高永祥同志的伤很重,他的家目标太大,不能久住,就搬到他的姑家去养。因为没有及时得到医生治疗,伤口发炎,接着又浑身发高烧。高永祥同志不久就因重伤光荣牺牲了。

  这次打清沿河伪税卡更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仍然是对敌情调查研究不够。在清河沿的税卡子东边还有个日伪警察所,我们事前不知道,所以腹背受敌,陷于被动。但是这次打税卡影响很大。长城内外的人都传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打过来了。怀念祖国的同胞更用夸大的言词渲染抗日游击队的威力,借以灭敌人的威风,长自己的志气。

  但是高永祥同志的牺牲,对我们损失太大了。高永祥同志是当地党的负责人,又是群众领袖。白色恐怖下的党组织为了防备敌人的百般破坏,不发生横的联系,都用单线领导。高永祥同志一牺牲,这些组织就找不到了。同情分子更是凭着高永祥同志的社会关系联系,他一死,人们不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人家,关系也断了。这样,我们外乡人就像鱼离开水,一点活动办法也没有了。同时,经过这一次挫折,大伙的情绪又起了波动和分化。过去主张分散、不愿拉起来招目标的同志更有理了。省委派来的政委史某,口头上说得嘎崩脆,要我们继续坚持,继续奋斗,他却一转身说是回天津找省委汇报工作,带着他带来的两个政治工作人员,一去没有回头。我们在当地已经打草惊蛇,汉奸保安队各处寻找我们,谣言也特别多。本地的同志见政委走了,也把枪一藏,回了自己的老家。我和李润民同志无家可归,就化妆成卖篦子的小商贩。本钱还是本地同志从家里瞒着老人偷出来的。参加游击队的同志都是青年,在家不当家,在本村里又跟把持村政权的地主、富农水火不相容,他们回自己的家隐蔽还不牢靠呢,我们更不能去给他们扩大目标了。于是我们白天就借着卖篦子为名串村串集,晚上到腰带山上在看果树林子的窝铺里过夜。腰带山在遵化、迁安和丰润三县交界的地方,三县的伪军和警察都不爱管,这才算给我们留下一个暂时能存在的空隙。

  日伪的气焰越来越疯狂,反动的地主豪绅也更加嚣张起来。高永祥烈士的尸首埋在他姑家村的小山沟里,坏蛋分子报告给汉奸保安队,汉奸保安队就要挖坟扬尸。本地同志偷偷给我们送讯来告知这件事,我们说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敌人对我们的烈士施行"尸刑"。于是星夜赶去,趁黑夜把烈士的尸体挖出,抬出十五、六里地,才刨个深坑重新埋了。埋葬以后再不敢留坟头,只是记下一个暗号,准备抗日胜利以后隆重安葬。这时正是三九寒冬,地冻得像石头。连刨坑带抬尸体,可把我们累坏了,第二天在窝铺里整整睡了一天。

  不久,特委书记李运昌同志来到,他听说高永祥同志牺牲了,非常悲痛,总结了一下第一次起义的经验教训以后,指定高振东(高存)、彭夫两同志召集本地区的党员重整旗鼓,又从铁路南的滦县、乐亭地区调来了十几个人。两路一共集合三十多人,十八条长短枪,游击第一支队就又拉起来了。先在长城以里活动,听说长城外敌伪统治了五年的热河地区敌伪力量空虚,就拉到长城外活动。到了长城外,驻在冷水头金矿附近的村庄里,探得药王庙有个汉奸警察所,很孤立,人数也不多,于是利用黑夜一气走了四十多里赶去解决。

  药王庙的警察所离开村庄驻着,有北房三间。我们到时,他们正在屋里打麻将。可是我们一接近,警察所的狗狂吠起来。值岗的听见狗吠,立在门口问话。我举枪打去,正打在他的膀尖上。同志们也一边向屋里冲,一边喊话说:"缴枪吧,我们是八路军的便衣队,大部队马上开到,不用找费事!"在屋里打麻将的警察和负伤的岗哨听见枪声,迅速把屋门关上,拒不缴枪。同志们向他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他们不听。我生了气,说:"不缴枪,烧你的房子!"伪警察回答说:"烧了旧的盖新的。"同志们说:"烧死你们在屋里!"伪警察说:"死了,再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我说:"好铁心的汉奸,放火烧!"我们正在找柴禾放火,没防备他们从后门里逃走了。逃走的伪警察勾来大批敌人。我们往山里撤退,他们就往山里追。天亮以后,沿途各村的保卫团也直打我们。新拉起来的同志们没有战斗经验,又都埋怨起来:"早就不该拉到长城以外来!"我说:"到长城外来,打不了敌人,扩大了党的影响也是胜利。不要抱怨,听我的。"同志们说:"好,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吧?"我说:"高高举起大旗来唱救亡歌曲,喊抗日口号,大摇大摆地走!"

  鲜红的旗子高高举起,雄壮的歌声也随风飘向云端,敌伪果然不敢再追了。趴在房上的各村保卫团更不敢朝我们打枪了。再经过我们一喊口号宣传,有的青年团丁就答腔说:"好样的,你们真算有种,蒋介石的几百万大兵还不如你们胆子硬呢!行,中国有盼啦!"我们拉到大洼宝地一带活动一个时期,发现敌伪据点增兵,就主动转移。走到冷水头金矿附近,我们故意举着大旗白天走。金矿上的工人和职员带着家属立在高坡上看我们,小孩子们欢乐地喊叫:"中国旗!红军打过来了!"成年人怕日伪职员暗中监视,默默不言语,可是定住眼神看着我们一动也不动。

  金矿上的日伪人员报告敌伪,敌伪军分四路追击我们。我们把大旗在山头上一插,把人员分散开一卧倒,鬼子和伪警察又不敢追了。后来老百姓传说:"八路军的便衣队,都带着双家伙,净是十七八的大姑娘,跟天兵神将一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吓得鬼子成天钻王八窝,警察们老远一看就往回缩!"

  我们等到天黑,穿过长城封锁线,一夜走了一百多里地,又回到遵化北的茅山地区。长城内外的敌人联合"追剿"我们,我们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就化整为零了。

  不久从天津来了一位省委巡视员。巡视员听说我们两次拉队伍都没有拉起来,就要叫我和李润民暂时先回天津大都市去隐蔽。李润民点点头答应了。我摇摇头说:"上次到天津,一时找不到关系,给不起旅馆里房钱。饭钱也花光了,饿了一天没吃饭。一回我就够了,还去呢!咱也比不了人家大学生,有的是社会关系,到处都是相好的。咱们这些拿枪杆子拿惯了的,在苏区过群众生活过惯了的,享受不了大城市的福!我看这里有的是同志,有的是广大群众和山头,一步一步地干。准能干出个名堂来。再一说,这样两手攥空拳地回到省委,怎么回答省委呢?咱又没有大学生那两片子嘴,左说右说都有理!"

  李润民同志又要到铁路南地区去,他说:"路南地区工作基础好,又是平原,人烟稠密,又没有因为拉队伍暴露目标。"我说:"咱们在这一带拉队伍,把很多同志的家都闹红了。拉不成,咱们拍拍屁股溜了,对得起当地的同志吗?再一说,咱们俩都是经过长征的,只要待在这里就像给大伙仗着胆。一走,可就叫同志们更慌了。不能走,我非在这里干个水落石出不可!"

  李润民同志不肯留下,坚决要到铁路南地区去。他跟着省委的同志走了,走时还非要把我带的"大净面"带走不可,只给铁路北留下了几支大破枪。

  后来省委决定我参加特委军事部工作。特委会又见于前两次拉游击队,远离家乡,远离有党的工作基础的地区去活动,人地两生,不便于长期坚持,于是改变活动方式。像今天的武工队一样,组织三五个人的游击小粗,一面训练党员和干部,一面配合地方党组织宣传党的政策、捉拿铁心汉奸、剿封白面馆、争取瓦解伪军和伪乡团。这样一来,农民支持我们,铁心汉奸怕我们,不甘心当汉奸的伪军、伪乡团就找我们拉关系。因此工作开展得很快。但是有的大地主却看不起我们。他们又不是汉奸,你不能当汉奸打。可是去争取他们,他们又不理我们,说我们几个土小子瞎胡闹,只是给他们招祸。他们幻想蒋介石的大部队开过来了再说。现在要守中立。对付这种地主武装,真叫人头疼。有一天我带着一个小组从三十二岭村边过,他们竟朝我们打枪。三十二岭的地主武装很有名,我们也轻意不愿意招惹他们。我们就喊话说:"我们是抗日游击队,不要发生误会!"可是他们还照样打。我生了气,举起枪来还了一下。我并没有瞄准有意打谁,可是碰巧从一个地主高房的窗户里穿过,正打中一个疯狂朝我们打枪的地主当家人。地主全家人吓坏了,说我们都是神枪手,百步穿杨,一个子不落空。打发人出来赔不是,并且抬出酒肉来招待我们。我们退回他们的酒和肉,要他们的当家主事的人都出来上抗日课。他们都老老实实地出来了,我们宣传了一番党的政策,争取他们同情抗日,就又转移了。

  在这同时,省委、特委和各县的县委除了在冀东各地以党员为基础发动游击战以外,而且根据党的抗日民族就一战线政策和中央的具体指示,广泛团结了冀东各界的爱国人士,分化和争取了日伪控制下的保安队、警察和乡保卫团,并且召开了一次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各县代表会议,决定在青抄帐起来以后举行全冀东二十二县的抗日大起义。我们接到这个指示就更加积极活动起来。

  冀东各县总起义的日期,预定的是七月十六日(旧历六月二十日),后来因为消息泄露,敌人有了准备,情况十分紧迫,起义日期乃不得不提前。七月初特委书记李运昌等负责同志亲自来到腰带山一带发动党员和同情分子,准备以腰带山下三县交界的几个党的基础较好的村庄为基地首先拉起游击队、举起抗日大旗,作为全冀东总起义的讯号。所有的党员和同情分子也都跃跃欲试,单等战斗的日子一到,揭竿而起。可是边界各区的乡团突然集中在腰带山下二十二个村庄里戒严。我一见这情况可恼火了。我怀疑有内奸告密,更怕这第四次起义遭到破坏而影响全冀东的总起义计划。我急忙到西庄村特委秘密交通站魏春波家去找李运昌同志。我一进村口因为口音不对,就被岗哨详细盘查起来。纠缠了半天,最后我说是到魏春波家去才放行。

  走进街口,我见一个客店门前的爪篱幌子摇摇摆摆,我立刻想起我还没有吃午饭。当下正是半过晌,到谁家也赶不上饭,,于是我走进小店去打尖。我一进门叫声:"掌柜的,来十二两炒饼!"店家朝我一怔才答应说:"好,来个十二两炒饼!"一转身却又问我:"素炒?肉丝炒?"我回答说:"肉丝炒"。觉得这个店家好像很可疑。刚要找座位坐下,一个穿黄军装、挎盒子枪的乡团班长向我一直扑来盘问道:"干什么的,口音怎么那么侉?"我这才明白店家方才为什么朝我一怔。可是我态度镇静地回答说:"老家河南嘛,叫你们听来怎么不侉?"穿黄军装的班长伸手就拉我。我以他跟店家勾着手来抓我,倒退一步就要掏手枪,他却用笑脸照旧迎着我说.:"侉点好,久仰久仰。没有别的,咱们哥儿们今天喝点!"我看他不像怀有恶意,也就把掏枪的手收回,像老相识般跟他手拉着手地走进客堂屋里去了。

  走进客堂屋,坐下以后我问他:"尊姓大名?"他说 :"贱姓何,哄文全"。 我准备好假姓名,等他"领教",他却不"领教"。我从服装上看出他是乡保卫团,接着问:"何大哥在哪村里的乡团当差?"何文全规规矩矩地回答说:"在本村当班长,你多关照"。我又等他问我的职业,他也没有问。我不免有点奇怪,想到他提到"侉"时说过"久仰久仰",又看着他的表情不像铁心汉奸,就估计他可能在什么地方见过我。这当儿有两个团丁撂开门帘,探头看了看我又抽回去了。这件事提醒了我,我认为团丁是探虚实,要上来抓我,而何文全是等着做内应。我想夺门出走。可是又一想,探虚实的团丁一定还在客堂屋门外等着抓我。于是只好充硬汉子挺下去,慢慢另想出路。

  热酒热菜端上来了,何文全拼命地给我满酒让酒。我想他这是计:把我灌醉了,套我的秘密,或者下手捉活的。我心里说:"我不是傻子!"就想法拼命地灌他。

  这个乡团班长一见酒就不要命了,一拿杯一干。我却偷愉把酒倒在袖筒里了。他的话越来越多,我看他已经有了醉意,正想开口探听他的用意,客堂屋门外忽然嘈声骤起,我并且清清楚楚地听见店家直着嗓门嚷叫说:"在客堂屋里!在客堂屋里!"紧接着就有冲向客堂屋的脚步声。我以为动手抓我的敌人来到,迅速掏出手枪来就要先发制人。可是我刚掏出手枪来一举,门帘一扬走进一个白发苍苍、秃脑门、精神饱满的老头。我一看是魏春波,赶忙收起枪来问:"魏先生,你......"魏春波埋怨我说:"家里有的是酒、是肉,为什么上这里来喝了"我解释说:"我饿了,想打打尖,何班长拉我......"魏春波没等我说完,就转身训斥何文全说:"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又怎么吩咐你的,你怎么又拉着我的朋友在这里喝酒?要是坏事一定坏在你们身上!"何文全恭恭敬敬地站起立正着,却又醉醺醺地剖白说: "侉子,不,大兄弟我怎么称乎你?"他转身问我。我笑笑没有回答,他又转身向魏春波说:"我是久仰大兄弟的大名,早想坐在一起喝壶。今天可见到了,就不愿意再放过去了。"魏春波没兴趣听他剖白,向我一挥手说:"走,到我家去!"出了客堂屋,他向店家吩咐说:"他俩吃的喝的,都写我的账!"

  魏春波是个京戏《四进士》中的宋士杰式的人物,在旧社会里就爱打抱不平,上衙门告状,在地方上很有威望。我党先争取了他,并且通过他做了不少统战工作。他村的乡团班长何文全也是间接受影响的一个。形势恶化以后,魏春波吩咐何文全对于投奔他家的人一律注意掩护。何文全正在加意巡逻,听团丁说有个侉声侉气的人找魏春波,就联想起传言中的老红军"侉子"。他早想会会我,因此追着我上了小店。魏春波也听到团丁说有个侉声侉气的人进村了,猜出是我来,可又老不见到来。他怕发生意外,就出来各处找我。在小店里找到我,就赶忙把我领到他家去了。李运昌同志在他家里正在急着找我来谈起义的事。我把敌人集中乡团和怀疑有奸细泄密的问题一提,他考虑一下说:"很可能。但并不影响我们的起义计划。"我喜出望外,速忙问:"为什么?"他笑笑说:"敌人集中乡团,是想把我们的起义压下去。他没有想到我们在乡团里有工作。我们正好将计就计。方才有交通送讯来,说集中在东高庄的六个班里,就有咱们的党员"老班长"阎锡九。那五个班长,也都是跟咱们有联系的抗日分子。团丁更不成问题。要是分散着,咱们集合这六个班还不容易呢,敌人正好替咱们做熟了饭,单等咱们端碗呢。"我兴奋地说:"‘那可太好了,六个班就是六十多人和枪,再加上咱们准备要集会的,一下子就是一、二百人!其他乡团也都受到咱们的政治影响,也有咱们的党员工作,我带着这一、二百人一裹就把他们都裹走了!"李运昌同志兴奋得哈哈大笑起来,我接着说:"可得马上就干,夜长梦多,不能再等总起义的日子了!"李运昌同志说:"对,我也这样想。县委们马上就到,到了大伙同意提前,咱们这一股就提前"。

  县委到齐了,一致通过提前起义。会上指定我当总队长,阎锡九同志当副总队长,以阎锡九同志掌握着的六个班的乡团为基础挑起大旗来,沿村扩大队伍。县委分散在各地,推动各级组织和党员、同情分子就地响应。我又跟李运昌同志详细研究了行动路线,又找出"冀东抗日游击第一支队"的旧关防,当晚就到东高庄找阎锡九同志去了。

  我到东高庄把特委的决定向阎锡九一传达。我们就立刻行动起来了。我们又号召动员,又实行戒严、封锁村庄,又赶制国旗,又赶印布告、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委任状。整整忙了一通夜。七月九日(旧历六月十三日)东方刚刚一发白,我们就把新制的国旗往柳竿子上一插高高举起,集合乡团和东高庄的青壮年,接着就像一团热火一般冲向离高庄八里地的岩儿口。

  岩儿口的警察分所,从警长到警察都是我们争取过来的人。两股一汇合,立刻利用警察所的电话号召附近各镇、各乡的乡团和警察参加起义。首先开来响应的大股有王保堂和王大肚子两股二百多人。王保堂是北曹庄人,在旧军队里当过连长,在民团里当过分队长,在当地很有号召力,早被我们联系好。今天一见我们揭竿而起了,他也把牛郎山分所的警察和附近村庄的乡团和青壮年一拉就投奔了我们。王大肚了是王官营的警察所长。他带着瞥察、区团和附近各利的乡团,闻风而来。来到以后,一见我们主力不过百人上下,而且还有些满脑袋高粱花的庄稼汉,他动摇了。我们百般争取教育他,他不接受。他把他的旧部下拉走了一百多。坚决要抗日的,留下了四十多。这人拉来拉去,最后拉进县城据点投靠伪县长,被伪县长怀疑是诈降,下了监狱。

  我想带起这二百多人,解决和收编那二十一个村庄的外来乡团。不料想他们听见我们拉起来了,吓得一哄而散了。于是我们第二天就从岩儿口出发,沿途收编各村的乡团,午间开到药王庙。药王庙乡团的队长姓毛。他家是个地主,他见大势所趋,不抗日不行,却又对抗日没有信心。我争取他起义时,他狡猾地笑笑回答说:"我老早就想打日本,可是时机不到啊。再一说,,几百万正规军打不了日本,你们怎么能行呢?"我说:"国民党几百万正规军打不了日本,可是我们共产党依靠老百姓,就能打日本!"他又狡猾地说:"你们能打日本,很好,咱们最好两便,我先在这地方准备抗日,你们到别处去抗日,千万不要给我惹祸"。我说:"抗日是全国性的,哪能分你的地方我的地方?你不肯参加抗日,也没有权利妨碍我们抗日!"说完我扭身就走。走出一截地,一个跟我们有秘密联系的班长追上我说:"毛队长也想抗日,就是怕失败了,日本来剿家,同时也想事前说清,他拉过来了给他一个什么名义。"我一听他又是胆小鬼,又是官迷,于是回答他说:"拉过来多少人,就是多大官。扩大成多少人,就是多大名义。至于怕失败了剿家灭门的事,可以预先规定好暗号,我们开走再开来假打一打,放几声空枪,叫人向伪县长报告是被我们解决的。"毛队长同意,我们这样又收编了药王庙的乡团和警察一百多。

  一路势如破竹,从药王庙开到破城。破城的警察和商团,闻风逃散了。我们开到以后向群众动员枪支,有的警察和团丁重新穿起军装参加了我们的队伍。有的献出枪支。有的青壮年到商号和地主家要出枪,拉出马投了军。

  起义和投军的人群,真是风起云涌,像赶庙会一般投奔了我们来,因此几天就扩大到一千多人和枪了。开到西庄,受李运昌同志检阅。李运昌同志当时穿着化妆小学教师的白西装,戴着纸捻草帽,以冀东抗日军司令员的名义祝贺了第一支队起义的胜利,报告了国际国内以及冀东二十二县总起义的形势,讲述了抗战必胜的道理。大大鼓舞了士气。

  谁能扩充多少,就扩充多少。谁能收编多少,就收编多少。弄得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了。这样下去,不能巩固。于是开到三十二岭去整编。这时候,全冀东的总起义已经全面胜利展开,成立了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我们整编为冀东抗日联军第四总队。

  刚整编好,就接到情报,说遵化县的汉奸保安队和警察三百多人开到梁家屯的玉皇庙里等着截击我们。我们整编以后正想练练兵,敌人送上来了。于是我们跟李大麻子同志拉的另一股游击队规定好,他由南往北打玉皇庙,我们由北往南攻玉皇庙,前后夹攻,消灭这一伙敌人。

  玉皇庙在梁家屯村南三里来地的一个小山包上。小山包上还有一座完全小学。小山包的西边,隔一道沟就是西大山了。我们这一路在拂晓前开到梁家屯,利用大雾接近了小山包。我会吹号,我亲自背着一把军号,准备打响了冒充千军万马吓唬敌人。因此我把人员布置开以后,举枪打了讯号,立刻就吹起冲锋号来。敌人还没有睡醒,又摸不清我们来了多少,听见枪声、冲锋号声和杀声就乱了。有的空手逃命,有的拿着枪冲出恒墙来,一见我们攻上来了就扔枪求饶。

  正在乱成一团的当儿,一个流氓气十足的小黑瘦子倒掂着盒子枪走出来嚷叫道:"别打了,我们缴枪行不行?"我当时还穿着灰色庄稼裤褂,只是提着一把盒子枪。这个家伙也不知道怎么看出我是指挥员,一直朝我走来,一面缴枪一面江湖气十足地朝我打招呼说:"嗨,咱们在关外拉流子的时候不是认识吗,你能不记得吗?"我想还要利用他,就点头叫警卫员接他的枪,同时命合他说:"那么,你赶快把你的人集合起来,不要瞎窜了!"

  这个小黑瘦子是遵化县伪保安队特务队的手枪队长。伪军们很听他的话,他一吆喝就都集合站队了。他亮开嗓门喊口令道:"立正!报数!......架枪!......向后转!......向前十步走!"我们的人上前立刻收了他们的枪。一共俘虏了敌人一百四十多名,缴获步枪、手枪一百三十多支,马十一匹。其余的敌人,因为南路没有攻上来,都钻空子逃跑了。我们收缴敌人的枪支以后,还可以看见逃往西大山上的敌人。

  对于一个新成立起来的队伍,玉皇庙这一仗可算个不小的胜利。于是军威大振,以后更是势如破竹,像狂风扫落叶一般,把敌人建立了三四年的伪保卫团、伪警察一扫而光了。除了县城孤立据点,广大农村都成了我们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轰轰烈烈的冀东二十二县人民抗日大暴动,就是这样由"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在敌人后方发动起来二十多万人和枪,直接动摇了日寇在华北的统治,强有力地配合了大武汉的正面战场。我们拉的那一股,从第一次起义算起,半年之内,由十二个党员、新旧五条枪,发展到今天,也已经有四千多人、枪了。成为冀东坚持抗日战争的支柱。玉皇庙战斗以后不久,我们又开到榛子镇,支援开滦赵各庄矿万余矿工抗日大起义。有名的矿工传奇人物节振国同志,就是这一次从赵各庄矿拉出来的。

这篇文章真难得,是孔庆同的回忆,他那么早就牺牲了,居然有回忆录,没想到!但写的极为生动。


王林是当代文学史上的知名作家,1909年出生于河北衡水。1924年到北平学徒,并于1926年考入今是中学。在中学期间王林受共产党的影响参加革命活动,并于1930年加入共青团,第二年转为共产党员。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又经历了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爆发后,王林回到冀中参加抗日战争,曾任火线剧社第一任社长、冀中文协主任等职。1949年随部队进入天津,历任市总工会文教部部长,天津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天津作协副主席,河北省文联副主席等职。1984年因病去世,享年75岁。

  王林在三十年代初就参加左翼文艺活动,发表了《这年头》、《龙王爷显灵》等一系列短篇小说,并于1935年发表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西安事变爆发后十余天,西安就公演了一个以事变为背景的独幕剧《火山口上》,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映。在抗日战争中,王林继续以笔为枪,投身抗战,写了《打回老家去》、《活路》、《家贼难防》等剧本,并由火线剧社在冀中平原广泛演出。同时还创作了作为“遗嘱”的长篇小说《腹地》和短篇小说《十八匹战马》等作品。不幸的是,1949年《腹地》刚一出版就受到批判,使作者在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

  解放后王林在不断地检讨和改造的同时,又陆续出版了长篇小说《站起来的人民》、《一二·九进行曲》和反映西安事变的长篇小说《叱咤风云》。《叱咤风云》还荣获了首届鲁迅文学奖。2007年抗日战争七十周年之际,解放军出版社重新出版了1949年版《腹地》。他的《抗战日记》也于2009年5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同时还出版了他的七卷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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