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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忠的冀东抗战纪念馆

向冀东抗日英雄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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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本人只是个草根,不是革命后代,不是某党员。没有任何背景,不是白左,不是毛粉,不想为谁唱赞歌,自由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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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抗战的鲜活记忆2  

2012-03-21 22:24:33|  分类: 冀东战斗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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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抗战的鲜活记忆2

 

 

采访刘和俊老人

 

鹿过寨村就在龙湾的斜对面、长河对岸的公路边,向上游走一二百米就到了。我一到这儿就打听刘和俊老人住哪儿,路边的一位大哥听我打听刘和俊,就问我是来干什么的,我说是来采访了解抗日时期历史的,他对我说刘和俊就是他父亲,于是领着我来到了老人的家。

刘老和老伴都已经起来了,我走进屋子,刚在炕沿坐下,刘老就迎了过来,他高高的个子,头光光的,身板很直,就是明显要比刘金路大爷要苍老。他在得知我的来意后,马上就坐在凳子上和我谈起来。

刘老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了,亲身经历过日本侵略的全过程,1947年在家乡参加翻身团(当时解放区翻身农民参军入伍的一种组织),到东北参加东北野战军,参加过四平、义县、锦州、平津等战役,之后参加大军南下作战,打到过广东、广西,曾任第四野战军第45军133师某团警卫员,转战南北,可以说是饱经了战火的沧桑。

当我展开话题后,刘老给我说起了他对日本侵略军的印象:

“日本人跟中国人基本是一个样,长得差不多,个头也差不多(那个年代中国普通乡村人民生活穷困,许多人个头也不高),日本兵穿的都是黄呢子大衣,衣服很好,而中国人即便是当特务的衣服就不一样了,不是呢子衣了。开始的时候,鬼子一进村,给人的印象也不是那么太凶似的,赶到后来,中国人里面出了汉奸、便衣队,带着鬼子来,他们跟鬼子说这里的老百姓都带着枪,有当八路、游击队的,情况就变了,实际上,这些中国人就是纯心整咱们的老百姓,以后,鬼子看见人就打,就杀,见了妇女就奸淫,村里受害就大了。“

我问:“日本鬼子“三光”具体都是怎么干的?他们怎么杀人?”

刘老说:“三光就是”杀光、烧光、抢光”,这个村子经常死人,只要日本鬼子来一回,看着就打死。日本人杀人,都是刀砍、枪毙得多,有一回,鬼子在我们庄抓去了不少人,带到三道关都杀那儿了,挖了一个大坑埋了。我亲叔在三道关给打得要死,后来押着到了承德,剩下的都在三道关给杀了,”言语间,老人神色黯然。

“烧光,我们鹿过寨总共给烧了七回,我记得也就是二年来就给烧光过七回。抢光,就是一切有用的东西都给你抢走,抢光时,一般东西都是那些汉奸特务、中国人拿,日本人一般不拿,他们来中国主要就是想抢占地盘,对于东西倒并不怎么在意。”刘老说。

“日本人来这里扫荡的次数多吗?是不是很频繁?扫荡后村子都是什么样?”我问。

刘老说:“日本人在周围的金厂峪、三道关、华尖等地方都有据点,有空他就来,只要汉奸一报告说:“有八路军”,他就来。1943年“九月大围攻”那会儿,鬼子天天在山上围下来,看见一个人就打死,死的都是老百姓,见着人就打。说这庄有八路,都是汉奸特务搞的,特务是中国人,日本子不熟悉情况,就听他们的,听这些中国人的。要说“三光”后是什么样子,唉,没房子,什么也没有了,就像平地一样似的。过后人们重新搭房子,就是砍来几个木头一支,上面弄上些柴草就是临时住房了,那会儿都是烧了搭、搭了烧的,也没有人敢盖像样的房子,因为他来了就给你点着了。“

我问:“鬼子扫荡都是突然来吗?是不是都是搞突然袭击?“

刘老说:“鬼子扫荡都是突然来,都是搞突然袭击(在这点上,并不是像电影里常演的那样,日本人出兵都是像阅兵似的,迈着一本正经呆板的正规步伐,大摇大摆的,而是经常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快速出动奔袭),象金厂峪据点的敌人,每隔六七天就出去搞一次突然袭击,这回抓几个,下回再抓几个,每次袭击后都把几个人抓走圈起来,等到够六七天了,再一批地杀了。“

“这个村当八路军的多不多,是不是挨了鬼子杀的家才有人当八路军的?”我问。

“这个村子当八路军的有几个,象打三道关据点的八路军里就有,那会儿,不是家里有人死的才当八路军,这里的年轻人,有的家挨杀,有的没挨杀,都有当八路军的。”刘老说。

“这里有游击队活动吗?游击队里主要是本地人多还是外地人多?”我问。

“有游击队,这里有一个老周,就是周志国,后来到了鞍山,他在这儿组织游击队,这里的据点都是他打的,游击队里,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

我问:“那时候八路军和老百姓生活困难吗?是不是经常挨饿?部队平时都吃什么?”

刘老说:“困难啊!那时候艰苦,打一年的粮食半年吃都不够,因为敌人抢,平时,你正放着粮食,他来了就抢去,人们没办法,都挖个坑埋上,也被弄走、烧毁,所以军队和老百姓生活很困难,好的粮食他来了就抢走,平常就只有吃些差些的粮食再来点野菜过日子。要问部队平时吃什么,那时八路军身上都是缠着两个袋子,一个袋子装的是炒玉米,一个袋子装的是炒豆子(黄豆),都是熟的,因为平时经常战斗和转移,没时间也不可能做饭,吃的时候,就是用缸子在河里打点水就着吃。”

我说:“那时候八路军、游击队的装备怎么样?八路军正规军十个人里有几个有枪?”

刘老说:“八路军、游击队没好装备,十个正规军里也不过四五个有枪,有拿刀的,枪也很差,都是些“老套筒”、汉阳造,哪有“三八”?那会儿打三道关,抢了四十多枝三八大盖,是黑天去的,敌人不知道,杀了不少他们。”

“那时候八路军的战斗士气高不高?就是战斗劲头高不高?”我问。

“战斗士气高,都是豁出死去了的,都是那式的,打仗爱死就死,都很坚强,八路军那会儿让敌人抓俘虏的太少,都是宁可打死也不让他们抓去。”刘老说。

在谈话中,刘老还向我讲起了他当兵打仗的往事。他1947年当兵到东北,1948年整打了一年,后来入关南下,“45军133师的兵大部分都是“翻身团”的,哪里的人都有,到东北以后经常是插编,也就是等这个连打得剩不多人了,我们就编补上,实际上到东北我们就是补充团,”刘老说。

刘老南下时到过广东、广西、四川等地,那会儿给133师某团首长当警卫员,“我当警卫员时,团长叫李长福,他是北京卢沟桥人,老八路,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时给抓到了鞍山,做了几年劳工,后来跑回来参加了我们的队伍,解放那会儿三十六岁。那时,他的家里就只剩下了一个妈,因为他给抓出去有十多年了,他妈也就当他没有了,日本人抓去的还有个活?所以他妈的眼睛就哭瞎了。”刘老说。

战争是残酷的,刘老说他在东北参加的最惨烈的战役就是辽沈战役,“那回,老百姓还不算,敌我双方死了有二十多万,国民党在锦州有十几万人给打死了一半,那时,都是死一万人,表面报说是死了几千人,那会儿都是这样”。

迁西农民“翻身团”参军到东北,一般说48年就正式的打了一年,后来又南下,像这一批兵就走了有两年,打仗没死的不多人了,“我们两个庄(鹿过寨、龙湾)还剩下几个人,就是上营翻身团回来的人比我们还多一点,”老人说。

谈了半天,我见老人那么大岁数,又还没吃早餐,就停止了采访,起身告辞,刘老把我送出了大门外,面带笑容,我也向他挥手道别,这次鹿过寨的访问就结束了。

 

听金龙口老人讲述抗日战争难忘故事

 

离开鹿过寨村,我顺着两村之间的公路,沿长河河岸向下游走去。我的下一个目的地是龙湾下面的金龙口村,昨晚,和刘金路老人交谈时,刘老告诉我在金龙口有一位叫梁香斋的老人,今年七十多岁了,当过村领导干部,其父是老革命,他的记性还好,可以告诉我一些抗日时期的往事,所以,在采访完刘和俊老人后,我就抓紧时间直奔金龙口。

这时,还不到早上七点钟,晨曦还半掩着村庄,山沟里显得很清静。走了一会儿,晨曦散去,阳光洒照下来,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也多起来。我走走停停,观赏着沿途的景色。这里是一派典型的山区沟谷地形,公路在重重的青山间曲折迂回,有的地方,大山离路边尚有几排房子的距离,而有不少地方,陡山崖石则兀立在路边,一些巨石还滚落在崖下,颇为险峻。这一带的山岭基本都为绿色植被所覆盖,高高的岭巅可以见到丛丛的树冠,只是较大面积的密林很少,多的只是一小片一小片的杂树和丛生的茅草灌木,长河一直贴着公路的左侧绕转而下,岸边丛树排列,干涸的河床里长满绿草,堆满碎石。在离龙湾村约摸一里多地的路边,山岭脚下,我碰到了一座机器声轰鸣的铁矿采选厂,见到里面堆着许多从山上切割下来的石块,有一条粗长的管线伸出来插到河边的一口深井里,井边安放着机器设备,这就是抽水装置。看着正在热火朝天作业的采选厂,再看看河里干涸的沟槽,正如刘金路老人所说的那样,长河流域的干枯断流,沿线企业的极度淘采是最主要的原因。

铁选厂的建立打破了山沟的宁静,沿途所见,这里公路上几乎每隔三四分钟就有一辆载运着矿石的柴油动力车驶过,马达声声,黑烟缭绕。

金龙口离龙湾不过四五里地,走了一会儿,我来到了金龙口的村口,向路边的一个大妈打听梁香斋老人在哪儿住,大妈说梁老一大早就上山整地去了,就在你来的路上、旁边的一个山坡上面呢。我于是又折返回来,果然在离村子不到百米的路边,一个高高的陡坡上,有一个老人正在劳作。我老远叫了声:“梁大爷,是梁香斋大爷吗?”老人停下来问我:“你是谁?”我说:“我是搞抗日战争历史采访的,昨晚在龙湾村刘金路大爷家,是他介绍我来找您的,他说您记性好,知道很多事。”老人一听便说:“好,你等会儿啊,我一会儿就下去。”

我在山坡下等了一会儿,梁老中途停下手中的活计,几步走下山坡。他中等的身材,上身穿着件红色短袖T恤,头上戴着顶草帽,人长得精瘦,面色非常红润,额头上两道浓黑的眉毛,向外翘突着,眼神中流露出机敏的神采,一副吃苦耐劳而又干练爽直的气质。老人下来对我说:“山上的地里长了不少乱草,我这是去拔草。”听罢,我不仅从心里佩服老人健康的身体,年近八旬了,还能上山整地,那个陡坡,连我这个年轻人上去都有点费劲,而老人却是那么轻松敏捷,真是难得!

梁老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耿直爽快,当知道我的采访意向后,他爽利的说:“来,我们坐在路边上,就在这儿说。”

我和梁老席地而坐,梁老滔滔不绝、快言快语的说起来:“我今年七十八岁了,一天书没念过,前几年脑筋还可以,这几年记性差多了,就拣知道的跟你说吧,有的可能一知半解。我这一辈子,小日本撞上了,蒋介石更不用说了,好的、坏的,都经过了,好的日子也过了,知足了,这阵儿就是守着果子吃,还惦着别的干什么?”

“日本头年进关(1933年进喜峰口),我第二年生的,到四五岁以后开始记事了。那会儿,铁门关(迁西喜峰口东侧长城的一个关口,位于迁西至承德宽城县的主要公路干线上)、金厂峪、华尖都是据点,日本人还逐步散布到洒河桥(位于迁西县西北部的滦河沿岸,是该县的一个商贸大镇),整个迁西都成日本人的了,后来咱们跟他干了八年,小日本1945年让给打跑的,咱们又和蒋介石干了几年,小日本走的时候我十几岁了。”梁老说。

“日本鬼子的“三光”是怎么一回事,那个时候咱们这个村子是什么个样子?”我问。

梁老说道:“日本子实行的三光政策,就是“杀光、烧光、抢光”,象1943年的“九月大围攻”,就是三光政策,金龙口死了有十几口人,还烧房子。那个时候,金龙口的人最听共产党的话了,村里不少民兵,我父亲、刘元如(音,参加过南下)、石玉生(音)三个人当干部。我们庄头一次让烧光是在1942年,那会儿过后,我父亲在村里开大会,跟大家伙说:毛主席说了,敌人烧、杀,想整死我们,我们不要怕,一定要干,说烧了草(房)的盖瓦的,烧了瓦(房)的盖琉璃的,以后还要“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大伙听了都那个乐啊!说实在话,那阵儿真难啊,能弄到现在这样真不容易啊,都是毛主席领导给打下的江山,不管现在人们怎么说,怎么看,但如果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现在幸福的一切,”言语间,老人的表情有些激动,感情十分真切。

我问:“鬼子在这儿总共杀了有多少人?他们“三光”、扫荡的时候,具体都是怎么干的?”

梁老说:“小日本在这儿那叫杀光、烧光,在村里让杀的,加上带走的、死在外头的,人死得没数了。拿咱们这个地方来讲,1939年,瓦房庄有个人在我们庄给人放牛,他穿得破衣烂褂的,八路军第十二团的兵们看到他这样,就给了他一件补丁叠补丁的黄褂子,穿上了,这可好,他在庄上一走,后来让敌人知道了,一看他穿着个黄褂子(军队一般穿的衣服)那还了得?日本子就抓他,他就跑,日本子一气追到他家了,一下就突突(机枪扫射)了有七口子,有他妈、他奶、妹子、叔叔,七个人,就他的妈该着不死,胳膊和胸脯上给子弹穿了七个口子,上半扇身子后来都脱皮了,那惨了去了。”

梁老接着说:“日本子扫荡,一来锅都给你砸光了,让你吃不上饭,这里村边那会儿有人们挖的土坑,就是准备鬼子来了,把家里的锅取下来埋到里面,上面蒙上土,等鬼子走了,再拿出来做饭,就这么着,有时也能给发现。有时“三光”过后,因为做饭家伙都给砸了,好多人都是用一口锅,你做完饭后,他再做。”说着,老人话锋一转道:“要么这回地震(指今年日本发生的海啸大地震),我们庄的人都说:小日本太缺德了,一点都不用可怜他们,大地震,该挨上,这是老天爷报应他们!”

我问:“日本人在这地方是不是强奸了很多妇女?”

梁老面带悲愤的说:“我们家有个亲戚女的(她管我妈叫老姨,她三婶是我妈的二姐),那会儿从金龙口搬到下瓦房住,让铁门关的日本人给弄了去,二十多岁的大闺女啊,给弄了(强奸了)七天,她回来后抱着我妈那个哭,说:我没脸见人了,死了算了,我妈对他说:咱不能那么去死,要是那样,不就什么都完了?赶上了也不能死,要咬牙活下去,好说歹说才把她给劝下来了。”

梁老继续说:“那阵儿女的穿的裤子,平时都是用纳鞋底子的绳(缝做布鞋底的线绳,比较结实)穿在裤腰上,一抽一下的,一遍遍地把裤腰来回缠紧,省的他扒裤子,日本子要弄的时候不好扒不是?那个时候,我母亲是村里的妇联会主任,那时村里给咱们部队做棉袄,任务是按着全村妇女的人头往下摊,都得做,棉衣的扣子都给订上,那会儿,张乐是妇联会副主任,一回扫荡的时候,她被日本人追着了,一直追到了山上,就这样,她也一直抱着给部队做的棉袄,没有扔,鬼子在那儿站着,一圈就把她围着了,后来她跑进了院,进了屋上了炕,猫着头趴在墙角躲着,日本子到那儿就把她拽出去了,两个人上去就扒她裤子,她有劲,挣胳膊勾勒脚的拼命挣扎,张口就咬,鬼子没办法,两个人就抻着她往磨豆腐的磨坊上撞,撞得血里哗啦的,昏迷了,接着按到场里就枪毙了,回来就烧房子,另外,还有一个妇女也是姑娘家,二十多岁,也给糟蹋死了。”

在谈到日本鬼子欺压摧残中国人的时候,梁老还给我讲了两段小故事,他说:“日本人呀,他们爱吃鸡,还有白果,开始这个词我们听不懂,后来知道了就是鸡蛋。那会儿,他们时不时就叫老百姓把这些东西给他们送去,很多老百姓哪里有啊,那时有个妇女,实在没办法,就弄了一筐小个的梨,外面涂上东西,假装做成鸡蛋那个样,送去了,结果给发现了,那个打!还有,我们庄有个人后来死北京了,那年敌人来扫荡的时候,他还小,敌人进屋,他揭开窗户就往外跳,让一个日本军官顺手抄起战刀削到脑门上,因为削得急,那鬼子没有把战刀拉出刀鞘,是带着刀鞘顺手猛砍了他一下,否则他的脑袋早两半了,就这样,他也受了伤。1968年我上北京去看他,人家还问我,说香斋呀,你还记得我挨的日本子那一刀吗?说着他给我看,那时他三十来岁,一看脑门上那道疤,用手指按着都够肉一般平了。”

我问老人:“现在人们还有多少对日本鬼子仇恨啊?”

梁老说道:“呵,要说现在这个村对小日本呀,一提起来,小人家(小孩)不知道,只要是刮胡子的,都恨得不得了。前阵儿日本地震,大家伙说起救济援助日本的事来,都说:还救济他?他活该!拿这钱其他有的是地方需要救济!我们是把小日本恨透了。”

我问:“鬼子这样烧杀,这里的人有多少参加民兵、游击队的?他们是怎样跟鬼子战斗的?”

梁老说:“有,我们庄有十几个民兵,有爆炸组,在金厂峪、华尖、铁门关、喜峰口这些地方,都下(埋)过地雷。有一年冬天腊月二十八,我们庄两个民兵到喜峰口埋雷,后来给敌人发现了,追他俩,他们两个使劲跑,鞋都跑掉了,光着脚踩着雪地回来了,后来他们两个人一个脚指头都没剩,都冻掉了。那个时候的民兵说实在的,在这庄里头、道上都下过地雷,村里屋子的门口和窗户上都插上牌子,都写着这儿有地雷,就是为了迷惑吓唬他们。那时候,地雷响了,崩的不只是敌人,因为到处都有,咱们送信的、放牛的也有不少踩上的。”

“那您亲眼看见过鬼子让给炸死吗?”

“看过,地雷响了,到那儿看把他崩了以后,崩死了,不过小日本有这个规矩,死在哪儿尸首都不扔,都拾回去,烧成骨灰拉回国去,也有他妈的坚强性。”

过后,我又向梁老再次问起关于抗日时期八路军游击队武器装备状况的问题,老人回答说:“游击队有什么武器?说个不客气的话,那个武器,他们说连手榴弹都是拿铁罐子做的,地雷更不用说,那时做地雷,是先做个外壳子,把胆(爆炸装置)放在里面,拉火拉在外面,线向外一拽就埋在地上,都是土造地雷。要说八路军游击队使用的枪,要用好的枪,得从日本人手里一个一个的得来,除此以外都是老破枪,打几发就卡壳的。那个时候,民兵、游击队都拿红缨枪、大刀当武器,哪像现在,民兵都装备轻机枪、重机枪,进步的是没法说了。因为武器差,那会儿没办法,就得有一套好的基本功,游击队还从内蒙请来了两个老师,教练大家气功,那会儿发起功来,一憋气,然后叫人真的拿刀硬砍,弄得身上一道一道的青印子,那个是真气功。那个时候,民兵、游击队的武功都好。”

接下来,我问了一句:“鬼子的战斗力强吗?是不是很厉害,很能打?”

梁老听后面带愤恨和蔑视的神情狠狠地说:“婊子养的,他们就是看中了中国这块宝地,中国要什么有什么,像我们这片地方,有铁矿、金矿还有煤矿,他们就是为了抢夺这块地方,就使出劲来,很卖力,很凶恶,不过,这日本人也挺有两下子的,象金厂峪、华尖几个金矿,都是他们开的,那工矿技术水平很高,后来我们用的矿山,象金厂峪怎么怎么有名啊,实际上都是日本打下来的(基础)。”

1945年,世界法西斯走向穷途末路,8月,苏联政府对日宣战,红军迅猛地攻入中国东北腹地,进而斩断了日本关东军与关内日军的联系,日本帝国主义的厄运降临了,当时,在冀东各地的日军,为逃脱被围堵歼灭的命运,收缩兵力,慌不择路,迅速从据点向城市撤退,饱受十二年侵略摧残的迁西人民,终于盼来了解放的日子,对这段历史,梁老回忆说:“要说苏联解放咱们,还得说是管了大事的,听说小日本特别怕苏联人。1945年苏联人进来,日本人退却,从金厂峪周围各个据点撤下来那会儿,慌着呢,在村边过时,蔫巴巴的,不像平时那样见了中国人就整了,一路飞快地往下撤,撤的时候得走道、过河不是?那会儿下雨,河里发水,就那样,他也急急忙忙地过河,结果给水冲走了不少,在底下飘着死尸,拽过这个看是个小日本,拽过那个看又是个小日本。他们退的时候,我们民兵一个劲的轰、炸,他们走了以后,民兵黑天连夜就去,把炮楼据点都给拆了,连长城有一段也给拆了,因为怕他再返回来。”

我说:“日本鬼子走了,蒋介石就来了吧?”

梁老说:“日本鬼子退却了,国民党就开始了,说起蒋介石,他可真不应该,那会儿打仗,他什么都控制,象洋油啦、盐啦,都集中控制买卖,老百姓日子难过。象唐山解放那年(1948年),我十四岁,上唐山卖栗子,那阵儿,咸盐都得到唐山去买,兴城(即迁西县城)有但是太贵,买的时候,都规定只能个人买,我去了,一口袋装回来几十斤,回来后几家的人分,那时就是这样,赶到解放以后情况改善多了。”

老人接着深沉有力地说:“现在有一点事,就有人说共产党全是腐败,这个不如过去,那个也不如过去,不如国民党那个时候,好像共产党的政策处处对不住他似的,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反正我们家说不出这个话,说真的,没有共产党,真没有新中国,没共产党,以后还得回到日本子那个时代,那就完了。”老人用质朴的话语,表达了一个饱经时代岁月沧桑的农村老党员的真实心声。

历时一个多小时的采访结束了,我对梁老说:“谢谢您今天给我讲了这么多真实的往事。”老人笑着道:“不算什么,也得谢谢你,一个人来到这山沟里采访。”我与老人挥手告别。

离开金龙口,我到下游的瓦房庄乘车,返回迁西县城。一路上,我举目远望,浏览着碧绿的峡谷风光,脑海中回想着一幕幕采访的经历,不禁心生感慨:千年栗乡迁西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这十几年间,经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和劫难呀!这中间,有血泪,有酸楚,有奋斗,有坚持,人民就像山上长年累月经受日晒雪冻、风吹雨打的岩石一样,质朴、坚实,一直默默的生活到今天。而在全国,这样的人民还有千千万万。在抗日战争中,有过迁西这样经历的县以上千计,它们的历史,共同汇成了一部在苦难与落后中忍受坚持、奋力抗争的新中国的成长缔造史,过程是多么伟大,事件又是多么丰富,多么需要有人来谱写歌颂啊!作为一个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人,这种体会尤其深刻。

在采访中,我不仅品味到历史的沧桑,更加深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一个鲜明的结论震撼着我的心:那就是落后就要挨打,混乱就要挨打,国家不努力进取就要挨打!那个年月,人民遭受到那么大的苦难、惨祸,就是因为国家不富强,贫穷落后,同时不团结、不稳定,天下大乱,在这种局面下,侵略者才闯了进来,人民才手无寸铁,饱受蹂躏,所以,不管在任何个时候,作为普通的中国大众,都有一个共同的责任使命,那就是在自己在世的时候,要努力建设国家,互相团结,携起手来,一致对外,这样才能做到富国强兵,铁板一块,别人才不敢欺负,否则的话,在诡秘多变、强国如林的当今世界上,就很难立足,那时,叫外面的敌人打进来,使自己的子孙遭受先辈经历的苦难,是难以避免的事,到那时,任何人想当局外人、旁观者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国家强大了,才会有民族、个人的幸福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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