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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忠的冀东抗战纪念馆

向冀东抗日英雄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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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报》冀东人民的抗日救国之声  

2011-06-02 19:41:16|  分类: 冀东战斗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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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报》在遵化县卢各寨一个林场里诞生

    一九三八年七月,在冀东地区以二十万工农参加的抗日大暴动,揭开了冀东抗日武装斗争的序幕。一九三九年九月,分散的抗日部队统一编为八路军第十三支队。在收复的土地上,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局面有了进一步的好转。为适应形势,适应抗战的需要,一九三九年冬,冀东区党分委决定筹备出版《救国报》。这个报纸,于一九四○年元旦在遵化南部的一个小山村卢各寨创刊。创办人崔林同志(后来化名李杉),是河北省玉田县人,原名马宗周,字吟南,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卢各寨村担任该村小学校长,老乡和同学们都叫他马老师,"马老师"就成了他的职业掩护。崔林同志经过了解和选择,动员了卢各寨本村的五位同志参加了报社的筹建工作。他们是:尹铭钰(化名齐树德,后改名范捷民),是小学教员,担任了刻蜡纸的工作;冯国玺(化名朱仁,后改名杜风),是福益农林场的养蜂工人,担任广播抄收工作;严德成(化名孔三华,后改名刘敏),担任报社的印刷员、采购员兼发行员。此外,还有两位半脱产的印刷员。这就是最初七个人组成的《救国报》社。

    一九四○年元旦,第一期《救国报》与读者见面了。由于当时人力、物力和游击环境的限制,最初的《救国报》只是一张八开两版的油印小报,一般是七天出版一期,每期也只能发行一千多份。但是,这个小报一经问世,就成为鼓舞军民斗志、坚定人民信心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它成为冀东党组织联系广大抗日群众的一条重要纽带。

    在报纸初创的这一时期,最大的问题是国际、国内、边区的新闻没有来源,延安新华社的电讯抄收不到,也不知道怎样抄收,只能由冯国玺同志用一台普通的收音机收听中央社的新闻广播,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崔林等同志必须从其字里行间寻找比较可靠的内容,经过一番去伪存真、沙里淘金的功夫,整理出一些可用的新闻。关于冀东地区的新闻,则由冀东军分区司令部、各个战斗部队和地方组织供稿。这些稿件,是当时《救国报》的灵魂。

    报纸编出刻写好之后,在秘密地洞里印刷。印出的报纸,通过交通站以沿村转递的方式、意想不到的速度,送到各部队、机关和读者手里。这份报纸就是干部、群众、战士们最宝贵的新闻读物和最重要的时事学习材料。

    随着敌后抗日斗争的迅猛发展,从一九四○年下半年开始,不得不采取打游击的方式,索性公开身份,坚持"游击办报"。而卢各寨的地理条件和环境对于打游击来说,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同时,广大军民对于文化生活的要求和对了解形势的要求都越来越高,七天一期的八开两版油印报纸,已经无法满足。根据区党分委的指示和报社同志的计划,一九四一年的春季,《救国报》社由卢各寨迁到了遵化南部的另一山村鲁家峪。这里山势雄莽,地形复杂,果树布满所有的山沟,居住比较分散,在这里办报,便于隐蔽。山村所属的东峪和北峪,山半腰有数不清的大石洞,这是多年来农民开凿火石的遗迹。火石洞最深的有六七十丈,稍微加工挖凿就可以互相通连,成为山肚子里的"迷宫"。这是打游击进行隐蔽的最好的天然条件,很多后方机关都设在这里。

    《救国报》社设在这里,化名"五合"。在这里,报社建立了第一个根据地。社部以外的其他小组,如刻字组、印刷组则在鲁家峪东面的白园、耍儿峪、豹子峪一带活动,建立了报社的第二个根据地。后来,活动到鲁家峪西面的棒子峪、井儿峪一带,又在这里建立了第三个根据地。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基层干部需要,《救国报》由创刊时的一千多份,增加到三千多份,后来又增加到五千份,由七日刊改为三日刊。于一九四一年秋季,又出版了一种通俗小报《老百姓》,还成立了一个"抗敌文化社",翻印、出版一些政治、文化学习材料,编印一个八开两版的油印文艺刊物《文艺轻骑队》。

    这个时期,报社的工作有很大的发展,工作人员由草创时期的七八个人增加到41人。一九四一年冬,报社的全体人员都集合到了鲁家峪,并且在这里"安家落户"。报社的组织机构有了一定规模。社部之下设立了一个编辑组、一个总务科、一部电台、两个印刷所。

    一九四二年初,军区司令部拨给一部收报机,派来两名报务员,组成了报社的电台收报组。这个极为难得的报务机构设在鲁家峪以东的豹子峪。两位报务员只熟悉工作联络的收发报业务,不知道怎样才能接收延安新华社的电讯新闻。他们一直在摸索、试验。可是,直到一九四二年四月敌人开始大进攻的时候,报社电台还没有收到新华社的新闻。

    在反"强化治安"的战斗中

    一九四二年四月,侵华日寇在冀东搞第四次"强化治安"运动。四月十三日凌晨,敌人纠集重兵,包围了鲁家峪东峪,在鲁家峪大庄设立了"扫荡"指挥部。从此敌人开始了对冀东地区空前残酷的进攻。

    在东峪的《救国报》社部、编辑组、第一印刷所和《国防最前线》的同志们,都被敌人包围在山峪里。大家按照惯常的办法隐蔽在东峪沟的旧报社专用的火石洞里。敌人对火石洞不敢进入,也不敢搜索,可是他们不予破坏又不甘心。在包围东峪的第三天,敌人先是朝火石洞里施放瓦斯弹,稍后又用炮弹把洞口崩塌。瓦斯弹没有伤害着洞里的人,洞口坍塌却把大家封锢在洞里了。

    东峪被围困的第四天下午,敌人忽然从山头上暂时收缩到鲁家峪大庄去了。老乡们立即抓住这个短暂的时机,火速集合了一批凿火石的能手,把被敌人崩塌的洞口全部扒开。被封锢在洞里的同志们得救了。拂晓,报社的同志们刚从火石洞脱险出来,敌人又从鲁家峪大庄回来,重新包围了东峪。直到入夜,才由崔林同志指挥,利用敌人的空隙。突围脱险,撤到鲁家峪东面的耍儿峪。敌人包围东峪的时候,还没有包围北峪,在北峪的第二印刷所的同志们,隐蔽在火石洞里观察敌情的变化。十三日傍晚,敌人进北峪,占据了北峪西面的影壁山。同志们与社部失去联系,只能自行决定如何行动,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利用夜幕作掩护,转移到东面的白园、耍儿峪一带。

    五天以后--十八日晚上,东峪的同志们和北峪的同志们在耍儿峪会合了。这时候,敌人占据了山头,而我们就聚集在山下,已经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崔林同志主持了一个临时的会议。崔林同志分析了形势,对此后如何行动也作了部署。他说,敌人的第四次"强化治安"从此开始了,他们想把冀东游击根据地搞垮,所以,我们已经不可能在这里坚持下去了。为了保存实力,以图再战,必须实行大分散,活动的单位越小越好。根据崔林同志的意见,当晚大家就开始分散。崔林同志决定到军分区司令部去,以便利用司令部的宣传工具,进行可能做到的宣传工作,并且随时了解形势的变化,以便适时地恢复报纸的出版发行。

    此后的十几天中,敌人把鲁家峪几个山峪,尤其是东峪和北峪的民房全部烧光。稍有可疑的地方就掘地三尺,梯田的坝坎也全部拆毁,粮食全部抢走,家具全部砸碎,还屠杀了抗日群众和工作人员一百八十多人。繁荣兴旺的鲁家峪,变成了一片焦土。

    在敌人的这一次血腥的"扫荡"中,《救国报》社三位同志牺牲了。他们是《救国报》创始人之一的刻字组组长尹铭钰同志和广播抄收员冯国玺同志。这两位同志在遵化南部夜明峪的突围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另一位是《老百姓》的编辑布于同志,在丰润北部腰带山同前来包围的敌人搏斗而英勇牺性了。

    经过冀东军民顽强的反"扫荡"斗争,到六月初,敌人的凶焰逐渐收敛。这时崔林同志化名李杉,离开了司令部,来到了报社发祥之地的卢沟寨附近。他立即召集可能召集到的同志,着手恢复《救国报》。而最可庆幸的是,两位收报员同志利用反"扫荡"的空隙,认真钻研,反复试验,用我们的收报机,终于能够收到延安新华社的电讯新闻了。处在抗日最前线、敌人远后方,可以通过新华社的红色电波,听到了延安的广播,听到了党中央的声音,大家心情为之振奋。这时,报社好向又回到了一九四○年的初创时期,但是情况不同了,可以用新华社的新闻向冀东广大群众报告胜利的消息了。

    《救国报》的复刊,也被当做敌人第四次"强化治安"被粉碎、抗日军民获得胜利的一个信号,极大地鼓舞着抗日军民的斗争意志。而延安新华社的新闻在《救国报》上的出现,使人们扩大了视野,见到了整个敌后根据地的形势,见到了人民的天下。

    一九四四年,日寇侵华已成败局,敌人进行垂死挣扎。冀东地区的敌人采取所谓远距离奔袭合击的战术,企图搞垮我们的一些领导机关,以挽救其失败的命运。特委、报社及其他机关的同志们,都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当时,和我们一起在杨家铺的部队,数量不足敌人的十分之一,而机关工作人员不仅缺乏打仗的经验,而且也缺乏武器。但是,大家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同敌人殊死搏斗,进行了一场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突围战,持续了八个多小时。结果大部分同志得以突围,但是,也有三百多位同志英勇牺牲。这是冀东在抗日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损失。在这场突围战中,报社牺牲了五位同志:吕光同志,云南人,苗族,牺牲前任冀热边特委宣传部长、《救国报》社社长、《新长城》社理事长;李杉,即崔林同志,河北省玉田县人。《救国报》的创建人,第一任社长。牺牲前任冀热边特委秘书长;刘海山同志,河北丰润县人,《救国报》创建人之一,牺牲前一直担任《救国报》社的交通员;烈华、生华同志,都是《救国报》社收报组的收报员。

    在黎明前的这一艰苦时期,报社的干部损失很大,设备、物资也损失了不少。冀热边特委和特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同志对报社工作备加关怀并做了许多指示。为了防备敌人失败前的反扑,根据李运昌同志的指示,报社又在迁西县滦河南岸建立了第二个基地。由于敌人力量越来越虚弱,鲁家峪的工作环境基本稳定,故而滦河南岸的这个基地没有使用。后来,冀东新华分社成立,这个基地提供了方便。《救国报》在鲁家峪一带,一直坚持到日寇投降。

    完成了历史使命

    一九四五年一月,冀热边特委改为冀热辽区党委。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深夜,区党委宣传部派专人给报社送来一封紧急信件。信上说,日寇已经无条件投降,望立即下山,与区党委会合,以迎接新的宣传任务。报社的同志们传阅了这封信以后,大家都是又高兴又惊疑。虽然大家都早已在准备迎接胜利,但是,胜利突然来到身边,又不免有点将信将疑。大家把来信一字一字地推敲,认为消息无误,这才欢声大作,并且立即通知山东那边的单位,准备马上下山,迎接新的战斗任务。随后,大家跑出古庙,放声欢呼,点起火堆,传播胜利消息。

    第二天,全体同志怀着无限愉快的心情,从地洞里取出蜡纸、油墨、报纸等,与报社共患难的乡亲们主动牵来几头毛驴,捆好驮架,朝区党委所在地丰滦迁进发。迎着晨曦,人背驴驮,浩浩荡荡地行军,当天就同区党委、司令部会合了。

    在新的形势下,报纸也打破了常规,以最高速度编印了"号外"、"捷报",及时传播胜利消息和八路军总司令部的有关命令。

    报社奉命集中到丰玉遵联合县北部的平原地区,筹备铅印报纸的出版。出版铅印报纸是大家多年的宿愿,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一九四五年年底筹备就绪,开始出版四开两版的铅印报纸。

    新的铅印报纸不再叫《救国报》,而是按照新的区划定名为《冀热辽日报》,为冀热辽区党委的机关报。不久,冀热辽区党委改为冀东区党委,《冀热辽日报》也相应改为《长城日报》,后来定名为《冀东日报》。这时,报社已经有了一个编辑部和一个初具规模的印刷厂。

    尾 声

    《救国报》完成了抗日战争的历史使命,冀东的新闻战士们又满怀革命豪情,向新的历史时期进军。

    一九四九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冀东区党委进入唐山市,《冀东日报》合并于《新唐山日报》,以《冀东日报》名义继续出版,同时,着手筹备出版新的唐山市委机关报。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冀东日报》终刊,出版《唐山劳动日报》。

    后 记

    《救国报》在抗日战争中诞生,为冀东乃至全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在市委宣传部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地北头镇党委政府对报社遗址进行了原貌性修复、遗物和史料收集及布展工作,以使我们牢记历史,热爱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发扬冀东抗战精神,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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