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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忠的冀东抗战纪念馆

向冀东抗日英雄们致敬

 
 
 

日志

 
 
关于我

本人只是个草根,不是革命后代,不是某党员。没有任何背景,不是白左,不是毛粉,不想为谁唱赞歌,自由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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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联军司令高志远的是是非非  

2011-02-28 17:33:56|  分类: 冀东抗日英雄谱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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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夏天,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大暴动,高志远是跟着党发动暴动的组织者之一。五十余年来,高志远是功臣还是“罪犯”,是爱国者被误杀,还是背叛祖国的“叛逆”,一直是个令人不解的“迷.


一、“在冀东有一个高翔云”
高志远,号翔云,1907年6月生于滦河之滨——滦县多余屯(现属滦南)。他的祖父和父亲是贫苦农民,在乡村为地主作雇工、短工,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父亲高贵三十岁时,滦河闹水灾,他家几亩没人耕种的坟地被水冲击成良田,自食有余,开始有了积蓄。高贵置田产、娶妻生子,几年后盖起十一间房,田产最多时有195亩。除自己参加劳动外,还雇请长工二、三人,成了当地富裕的农民。
幼年高志远在乡村读了六年私塾,成了有文化的后生。此时民间富裕的家庭,都买枪支自卫,高志远除参加些辅助劳动外,喜欢玩枪射击。他练习日久,打枪很准,据说能百发百中,有“枪举飞鸟落,枪顺逃免亡”的好枪法。
青年时期的高志远不只喜欢玩枪,而且勤学好问,重义气善结交,扶贫济困,见义勇为。他结交了各种在乡的闻达之士,如学校教师、还乡的军政人员、亲友中的进步人士,向他们求教,讨论国家大事,接受时代新思潮的熏陶。他阅读了从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到“九·一八事变”的时事述评等各种书籍报刊。这对他爱国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1933年1月1日,日本侵略者进犯山海关,中国军队何柱国部奋起还击,“长城抗战”爆发。3月何柱国部队主力撤到滦河西岸,修工事、挖战壕以迎进犯之敌。高志远立志报国,从当地招募200余壮士,组成抗日义勇军,支援长城抗战,并准备参加何柱国部队。但在《塘沽协定》签字后,何柱国部队从滦河一线撤到杨村。对于已经招募的壮丁,高志远只好自己典卖部分土地,以所得款项发了遣散费。
中国抗战部队撤离后,滦县、乐亭一带土匪蜂起,骚扰民众,甚至“一夕数惊”。为肃清地方,乡民建议组织自卫民团,高志远因为在乡民中有威望,受公众拥戴,被推举为自卫队长。以多余屯为中心,十三个村的民团成立起来,从者甚众,达300人。由于他训练有方,又善于治理,这一部分民团的战斗力很强,先后消灭了称霸滦县、乐亭的大土匪刘栾庭、胡宝山等匪帮,深得人心。
由于高志远对稳定社会起了良好的作用,成立联合民团后,又被聘为马城区——滦县第三区的保卫团大队长。
1933年冀东各县成为“非武装区”后,社会治安由随日军进关的汉奸部队——“战区保安队”负责。冀东被划分为两个专区,西部叫蓟密区,东部叫滦榆区。汉奸刘佐周是京东十一县,即“滦榆区”的保安总队队长,驻在滦县。


刘佐周,辽宁凤城人,“是东北讲武堂第七期毕业生,在东北当过下级军官,并且当过东北义勇军,后来投降日本”。他对在滦县驻扎很得意,因为昌黎、滦县、乐亭等各县不仅物产丰富,而且又地处关里关外咽喉要道,对于称雄冀东,这是一块很好的发迹基地。依靠唐山日本守备队、滦县日本宪兵队作支撑,刘佐周狐假虎威,鱼肉乡民,诈骗钱财。除巧立名目增加税收外,还养了一批爪牙,制造“抗日”、“藏匪”、“私藏军火”等罪名,被害者不计其数。起初是抓大商、富户,以后略有富裕的人家也被拘捕起来,用灌凉水、洋油等办法严刑拷打,搞得人人自危,不知哪天飞来横祸。民众在背后称他的保安队叫“编笆队”。刘佐周在滦县到处征讨,乱捕乱杀,草营人命,是人人痛骂的无耻汉奸,他还要自我吹嘘,在北门外的交通要冲之地,指使人设立“凤城刘佐周德政碑”。
刘佐周称霸一方,首先抓兵权。他看到各区的自卫团、保卫团训练有素,实力雄厚,于是计划将民团进行收编。为实现愿望,他在县城南建军事训练班(名义是“高中速成实习班”),招收了200名有文化的社会青年,作为兼并民团的重要步骤。
滦县三区(今滦南县长凝、马城一带)民团大队长高志远对刘佐周的汉奸恶绩早已恨之入骨,意识到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顺从刘佐周,充当日本侵略冀东的帮凶;一条路是起而反抗,将队伍拉出去搞武装起义。他采取了不畏强暴,起义反抗的道路。1935年2月21日,高志远联络四区(奔城、连北店)、五区(胡各庄、高各庄等地)民团队长陈宇寰等人,带领三个区民团约500人在马城起义。他们捆绑了刘佐周派来的督察,将刘佐周驻奔城的“特务队”全部缴械。刘佐周闻讯派马队来镇压,也被打得人仰马翻,抱头鼠窜。刘佐周恼羞成怒,即刻发兵千余,围剿起义民团。激战多时,高志远部终因弱不抵强,南撤到沿海疏散了。起义虽未成功,但沉重地打击了刘佐周妄图吞并民团的阴谋。
这次反抗刘佐周的武装起义失败后,高志远和几个民团起义首领的家被抄没洗劫,不只家人受害,还污蔑民团的反抗行动是“土匪刁民”、“聚众闹事”。处于无奈,高志远联合几位起义领导人,赴天津找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联名控吿刘佐周效忠于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因为中国政府的软弱,并没有讨来公道,他们失望而返。
此时高志远认识到,靠国民党政府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产生了刺杀刘佐周,以谢京东父老乡亲的念头。
他秘密回到滦县,经侦察,掌握了刘佐周的行踪。8月4日,高志远化装为厨师,暗藏短枪,潜入滦县火车站。在刘佐周陪同唐山日本守备队长在车站迎接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时,刺杀成功,刘当场毙命。高志远负伤逃脱。
战后日本防卫厅编写的《中国事迹陆军战史》记载这次“滦州事件”说,“本年(1935年)8月4日战区保安总队长刘佐周被暗杀,唐山守备队队长温井亲光少佐也负伤”。
刘佐周是日本侵略者豢养的得力干将,也是当时筹组汉奸“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支柱人物之一,他的死对日本侵略者打击很大。并引起中日交涉。中国政府因追查不利,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陶尚铭被撤职,由“亲日派蓟密区的专员殷汝耕兼职滦榆区专员”。河北省政府电令滦榆区专员悬赏五千元缉拿暗杀凶手,“因追查滦州事件责任,北平市长袁良辞职”。
刘佐周被刺杀,昌、滦、乐、迁等各县群众拍手称快,高翔云也成了妇孺皆知,倍受赞扬的人物。农民群众甚至将此事编成传奇故事广泛流传。
滦州事件震动平津,震动华北。人民群众赞扬这位为民除害的勇士,共产党北方局派王仲华同志秘密的与这位民团团总约见谈话。北方局与“华北各界救国会”认为,在“冀东发掘出了一个爱国英雄高翔云”。
二、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中高志远被推举为抗联总司令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发表了着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高志远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愿意抛头颅,洒热血,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他倾向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是有缘由的。1933年高志远在家乡协助长城抗战失利后,曾到北平。通过他的亲戚,东北大学学生介绍认识了当时的学生领袖董毓华(王仲华)。相处两、三个月,高志远虽不知道董是共产党员,但他崇仰这位学生运动领袖,并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返滦后,彼此一直书信往来。冀东大暴动前夕,中共河北省委派王仲华到滦县发动抗日暴动,王仲华装扮成卖木梳、蓖子的小商贩到多余屯和高志远接头。以后就常住在他家里,共同商讨大暴动的准备工作。
1937年9月,北方局派李运昌同志到冀东任中共冀热边书记,在乐亭县汀流河镇与高志远相识。李运昌对高志远这样一位无党派的爱国者、民团团总很尊重,相谈甚洽,他们共同讨论策划了武装暴动问题。由于高志远认识了这些共产党人,得到了教育,也通过他们的优秀品质认识了解了共产党。
1937年9月,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将原来平津各界的抗日爱国组织即“华北各界救国会”改组成“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高志远以无党派爱国人士身份参加了天津会议。这是一次代表性很广泛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党员李楚离、王仲华、朱其文,也有国民党人王若僖(天津电报局局长)、张子奇(天津电话局局长)和各界爱国人士,如天津河北工学院的教授、院长洪麟阁、杨十三、路秀三等共三十余人。华北自卫委员会成为发动抗日暴动的半公开组织。
高志远非常兴奋。经介绍,起义之前两次去天津参加中共河北省委组织的游击战争训练班。他毁家纾难,将家人迁到天津寄居,倾注全力投入战斗。
1937年12月,华北人民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成立,李运昌任主任。各县也相继成立分会,京东各县的救国会会员发展到15000余人。
1937年12月底,在高志远的家乡——滦县多余屯召开了京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抗日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的领导人以及各县代表参加了会议。这个时候,多余屯是组织冀东暴动的中心之一,几次重要会议都是在高志远的家里召开的。
暴动的准备工作接近成熟,李楚离同志去晋察冀军区向聂荣臻司令员汇报也回来了。1938年5月,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在天津开会,李楚离、王仲华主持会议,冀东分会的负责人以及各派抗日代表人物参加了会议。这是一次武装起义之前十分重要的会议,对暴动起义作了具体安排。决定组织抗日联军,序列为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简称冀东抗日联军。建制是总队、大队、中队、小队。会上推举高志远为总司令,李运昌、洪麟阁为副总司令。
高志远被推举为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首先是因为他在冀东民众中名望高,有号召力,以及他对日本侵略者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其次,这时暴动领导机构还没有掌握多少武装,“高志远有了武装,这支武装人数不少,战斗力强,所以高志远当了总司令员”。第三,抗战后国共合作,为避免两党之间有“主从关系”之嫌,推举无党派的高志远作正职比较合适。
中共中央北方局十分关切冀东抗日大暴动。1938年5月1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要求晋察冀军区立即派部队到冀东,以策应那里的武装起义。中央责令宋时轮、邓华率第四纵队挺进冀东。5月31日第四纵队分作两路,一路由邓华率领,破永宁、四海,攻入兴隆县;一路由宋时轮率领,攻下南口、居墉关、昌平。6月下旬“四纵”进入蓟县,到达靠山集、将军关一线。
1938年6月下旬冀东自卫分会又在丰润县田家湾子召开暴动前的军事会议,会上决定遵化、滦县、乐亭、昌黎、玉田、蓟县等八个县,于7月16日同时起义。并通过了冀东抗日联军十条行动纲领,内容是(1)全冀东人民行动起来,迎接八路军东进抗日;(2)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收复失地;(3)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财产;(4)打倒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铲除一切汉奸卖国贼,没收汉奸卖国贼一切财产充抗日经费;(5)废除一切苛捐杂税;(6)捣毁赌局、白面馆、驱逐日韩浪人出境;(7)欢迎伪军兄弟们反正参加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8)夺取敌人武器武装自卫;(9)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全民总动员,进行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保护群众利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这次会上成立了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部,下辖三路指挥部,总司令员高志远兼第一路指挥部司令,政治主任王仲华;副总司令李运昌兼第二路指挥部司令,政治主任胡锡奎;副总司令洪麟阁兼第三路指挥部司令,政治主任杨十三,参谋长李楚离。
7月6日,红军干部李润民、滦县县委委员高培之和张鹤鸣、张振宇在滦县港北起义,冀东抗日大暴动插起了第一面红旗。
从此,冀东各地武装暴动的枪声相继响起,7月7日李运昌、胡锡奎、孔庆同在岩口镇率领起义。7月8日洪麟阁、杨十三、李楚离胜利进行了遵化县地北头起义。7月9日在王仲华的协助下,高志远和陈宇寰在滦县马城、胡各庄等几处同时起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东抗日大暴动的烽火,燃烧起来了!
这是一次全民性大起义,参加起义的有开滦煤矿工人, 有农民、爱国知识分子、爱国军人、有资本家、有国民党人、爱国绅士、有地主武装、伪政府职员、警防队、保安团等等。报名者达二十万人,组成抗日武装十万人。
西起潮白河,东至山海关,北至青龙、兴隆,南到渤海湾,到处燃起暴动的烽火。起义的规模和气势大大超过了原来的预料。高志远、李运昌、洪麟阁三个部分,抗日联军达到39个总队,暴动盛期达7万余人。
高志远在北宁路南滦县、乐亭一带发动起义。他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有三年前组织马城起义反刘佐周的基础,路南各地的民团、地主武装,在他的说服号召下,大都参加暴动的行列;其次是有共产党人,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领导成员王仲华的正确领导。
高志远头脑机敏、精力充沛、不说空话、注重实践。因为他有超人的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很短时间内就发动和组建起北宁路南抗日联军最大的一支队伍,“有第六、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二、第十四、第十五、第二十、第二十三、第三十七、第三十八总队、独立总队、李绍文总队、乐亭警备司令部等十五个总队”。
高志远善于作不同类型武装部队的团结争取工作。在滦县乐亭联军暴动同时,1938年7月昌黎县境内有丁万有等组织起6000余人的队伍,号称“抗日第十路军”。经高志远派代表去谈判,丁万有表示接受“抗日联军”的指挥,编为“抗日联军昌黎支队”,辖5个总队。
高志远是勇敢善战的军事指挥员。起义开始以后,在他的指挥下巧取汀流河据点,收缴伪警武装;占领倴城,伪警全部归降。连续三次攻打乐亭县城,最后以5000人大军强攻,打垮了滨临渤海的伪县政权,插上起义军的红旗。之后起义队伍于八月中旬调集万人兵力,攻打日伪驻兵甚多的滦县城。为使敌人不能集中兵力,先扒掉铁路,切断古冶来的援军,攻取洼里车站,夺取雷庄、卑家店、坨子头三个伪据点;指挥昌黎县丁万有部队攻取滦河东的石门、朱各庄火车站,最后集中兵力围攻火车站和县城,用汽油烧毁滦河大桥、油库、洋火公司,打得日伪军焦头烂额。这些说明,高志远有很高的军事素质和指挥能力。
两个多月时间里,高志远指挥起义队伍英勇作战,昌、滦、乐三个县除昌、滦县城以外所有城镇、伪军据点都被占领,北宁路以南直达渤海的一百万人民全部获得解放。
高志远也很善于治军,他率领的抗日联军,不只有较强的战斗力,而且纪律性非常好。他们按照八路军的纪律准则要求部队,抗联战士没有抢农民东西、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对违反纪律的干部、战士依律进行严惩。这个部队不乱杀人,攻下敌人据点或遇到地主武装的对抗,只要他们答应抗日,同意枪口对外,交出武器,就执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政策。高志远领导的冀东抗日联军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
三、跟随“四纵”西撤与获罪
八路军第四纵队约5000人,肩负策应冀东暴动的使命,沿冀东北部各县东进,屡战告捷。1938年8月中旬,“四纵”主力进到遵化县的铁厂镇,与李运昌等领导的冀东抗日联军胜利会师。
8月下旬,“四纵”党委、冀热边特委和冀东抗日联军各路负责人召开铁厂会议,邓华主持,胡锡奎、李运昌、李楚离、王仲华、周文彬和高志远的代表陈宇寰出席了会议。会上按着党中央关于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方针,作出开辟都山的重要决议。
9月初,“四纵”宋时轮部与抗日联军李运昌部按计划进军都山(今青龙县境内),希望首先在山区建立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但那里是大山,人烟稀少,且敌人统治较严,进军都山失利,这样铁厂会议的各项决议都不可能贯彻了。
到9月中旬,部队面临若干困难:“四纵”需要休整,抗日联军需要整编,青纱帐消失后,日伪军必然兴兵进攻。“四纵”领导人认为“冀东形势很难支持”。于是八路军“四纵”党委和抗联负责干部在迁安莲花院(今属迁西)开会,决定“四纵”主力西撤整训,抗日联军随军西撤整编,明年春天再回来。邓华于9月17日致电聂荣臻司令并电请中央批准西撤。但在中央未复电以前,宋时轮已率“四纵”部分主力过了潮白河。
对“四纵”西撤,中共中央、北方局、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都来电阻拦,指出“目前即将冀东游击队大部拉到白河以西是不妥的计划,部队不巩固、纪律不好,不能长途行军,危险极大,应尽可能在遵化、玉田、迁安地区进行整理,着手建立根据地工作。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但也要全力建立基干部队与地方工作人员在原地区活动,坚持当地的游击战争”。
“四纵”领导没有听从劝阻,相反在主力已过潮白河以后的10月8日左右,才在丰润县九间房由邓华主持召开抗日联军负责人会议,宣布除留下的三个小支队外,其余全部拉到平西。参加九间房会议的冀东抗联领导人李运昌、洪麟阁在会议上都提出反对西撤的意见。但是“四纵”领导人坚持错误主张,并不尊重抗日联军领导人的意见。高志远顾全大局,维护“四纵”的领导,带着首先西撤。10月初,以四纵与高志远部为前卫,洪麟阁部居中,李运昌部殿后,抗联共有五万人踏上西撤征途。
因未经严密组织训练,时值深秋,冬衣无着,沿途觅食日渐艰难,战士情绪不稳。更兼进入崇山峻岭,不断遭到敌人的截击和空袭,部队损失严重。
10月9日高部抵达蓟县境内,宿于赵各庄。次日拂晓,驻马伸桥的日伪军疯狂扑来。面对敌人的进攻,陈宇寰指挥战士反复冲杀,指挥突围中,他与110名抗日联军战士一起为国捐躯。10月15日冀东抗日联军副司令洪麟阁部在蓟县与敌人遭遇,洪麟阁在台头村战斗中阵亡,队伍大部溃散。
在继续西进将招致大量伤亡的形势下,共产党员李运昌、李楚离在紧急时刻,果断决定停止西撤,返回冀东坚持游击战争。最后所剩下的战士虽只有几百人,但他们为冀东根据地的创立保存了火种。
五十年后,原抗日联军副总司令李运昌痛心地说:“因为领导上发生错误,胜利成果没能巩固,地区和军队损失了百分之九十,最后剩下一点点军队,这是由于暴动后队伍西撤的结果。当时不撤不行吗?不西撤完全可以的。派出一部分军队和一部分同志去受训,甚至把队伍编入八路军也是可以的。不要把队伍全拉走嘛!主力全走,暴动队伍也全走,结果地区也垮了,人枪也丢了,走死逃亡,造成很大损失”。
到了10月底,“四纵”到了平西,但已不是根据地样子了。“那里成为敌占区,县区村都建立了伪政权。斋堂建立了维持会,敌伪土匪活动十分猖獗”,只有再次经过紧张战斗,重新开辟局面。11月25日,中央电聂荣臻转宋时轮,决定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派肖克前往工作。1939年2月7日,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在平西成立,肖克任司令,由肖克、马辉之、伍晋南、宋时轮、邓华组成冀热察军政委员会。
高志远跟随“四纵”到了平西后,冀东抗日联军,只剩有1200人,司令部设在宛平县斋堂(今北京门头沟区斋堂)。此时高志远的心情是很难过的。作为冀东抗日联军司令,不战而退,撤到平西,把冀东大片土地重新让给日本汉奸去统治。他感到愧对冀东父老所寄与他的厚望。尤其是与他共事的洪麟阁、陈宇寰的牺牲,对他的刺激更大。

        此时,他对共产党的领导人产生了隔阂,有些意见和心里话也不愿意讲出来。他希望能尽快筹集一些粮款、枪支弹药,带领抗日联军打回冀东去。
       和高志远一同到平西的副官赵云昌,是与高志远有多年交情的好友。赵云昌是滦县(今滦南县)木梳庄人。早年他父亲在北平经商,结识了吴佩孚,因吴在落魄时对吴有过帮助,吴自己没有儿子,就认赵云昌作螟蛉义子。赵家从北平返滦县后,与吴大帅仍有较密切的联系。赵云昌与高志远结识后,谈起吴佩孚,说是吴佩孚一生有四“不”:“一不贪财,二不纳妾,三下野之后不住外国租界,四不为日本人干事。”这些使高志远对吴佩孚产生好感。
       事有巧合,抗日联军驻地不甚远有个庙叫“瑞云观”,住观的道士中有吴佩孚部下军官。赵云昌发现后,引导高志远赴“瑞云观”拜访。这些原来是师、旅长的道士,对抗日联军缺乏粮饷弹药表示同情,出主意去找吴大帅,说能够得到一些接济。这正符合高志远筹集粮款打回冀东的愿望。1939年1月高志远派了部下去北平找吴佩孚。此事被他的秘书陈飞(陈绍昌)向挺进军司令报告。挺进军军政委员会认为:因吴佩孚之义子赵云昌确实去了北平帅府,适逢日寇大造舆论吴佩孚要出山为日本人组阁,且高志远又曾两次到瑞云观会见吴佩孚的属下当了道士的师旅长们。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肖克鉴于这种情况,认为事态严重,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立即以请吃饭的方式将高志远逮捕审问。高志远陈述后,军政委员会关押他两个月,1939年4月27日(五一前三天)召开公审大会,以通敌叛国罪将高志远处决。另一说法是“私通吴佩孚,企图叛变”。

          但事后才得知吴佩孚并未当汉奸,只是日本人的宣传而已。历史就是这样曲曲折折,说不清楚。当时的情况真的很复杂,多变。党内被冤杀的又有多少呢?

       本馆主认为,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敢于拍案而起、挺身抗日的都是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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